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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評論

社會學評論

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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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 發文量：347
  • 被引量：292
  • H指數：2
  • 開始收錄時間：-
  • CNKI綜合因子：-
  • 維普期刊影響因子： -
  • 萬方期刊影響因子：1.01
  • 創刊時間：-
  • 國內刊號/CN：10-1098/C
    國際刊號/ISSN：2095-5154
  • 發行周期：雙月刊
    郵發代號：-
  • 主管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主辦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學評論-聯系信息
  • 主編：鄭杭生
  • 電話：010-62511151
  • 郵箱：[email protected]
  • 地址：北京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
  • 郵編：100872
社會學評論-獲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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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評論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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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384條結果
  • 摘要：孔飛力的《叫魂》嘗試回答了中華帝國專制統治之動力問題,但卻未留意到其中的時間性維度與文法學問題.本文在闡釋國家過程與權力時間概念的基礎上,提出在專斷權力時間中,君主既是國家的化身,也是政治的化身,能夠對諸官僚施以私仆化的作用,而在常規權力時間中,諸官僚通過團伙化來實現將君主"去化身"的可能.將這樣的化身理論放置在中西方歷史上君主化身的案例比較的語境下,能夠看出叫魂案中的弘歷化身在其類型學與后果效應上既具有共性,也有差異性.
  • 摘要：形式理論如今已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廣泛的應用.微觀經濟學更是經典形式理論中的代表.反觀社會學領域,經典形式理論卻少之又少,馬克·格蘭諾維特的門檻模型可謂少數中的范例.針對社會學形式理論的稀缺現狀,本文旨在解析門檻模型的一系列建構和拓展思路,并通過與微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做比較,試圖發現社會學形式理論的獨特之處.為了對此做充分討論,筆者將首先深入簡單門檻模型的形式化與數理化過程,逐一梳理其建模思想,并展示后續模型的延展邏輯;其次,從行為假設的形式化、社會過程的數理化以及形式理論的延展性這三個方面,具體辨析微觀經濟學理論與門檻理論的建模差異,并嘗試總結兩者的特點.
  • 摘要：人類已經走到了社會重建的當口,而社會重建需要以思維革命為先導.在農業社會,人們習慣于一種感性的相似性思維,通過尋找彼此間的經驗相似性來規范共同行動,且由于生活空間的有限性,合乎經驗的交往本身就合乎自然.到了工業社會,人們在理性反思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分析性思維,通過尋找人們間的抽象同一性來獲得合理性交往的基礎.這樣一種工具性的理性思維產生了自反性的后果,讓人類陷入了風險社會.在新著《為了人的共生共在》中,張康之教授向我們提供了一種走出風險社會的思維革命構想,主張通過確立符合經驗理性原則的相似性思維來重建社會,在人的共生共在中去過合理性的生活.
  • 摘要：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科學界的基本命題,也是一個充滿爭議和歧見的話題領域.喬爾·S.米格代爾以國家與社會關系為自己的學術關切,在反思和對話的基礎上,看到了韋伯式國家觀的"簡化論"傾向,進而以經驗研究為基礎,建構了一個全新的國家定義,提出了獨特的"國家觀",同時結合過程性的視角,從方法論的角度建構了"社會中的國家"分析路徑,從動態的、過程的和建構的角度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做出了全新解讀,避免了以往"國家中心論"或是"社會中心說"中所存在的單向度解釋,深化了對復雜社會現實的認識和理解,開啟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的新時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蘊.
  • 摘要：對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這一經典概念的理解,需要回到《差序格局》以及《鄉土中國》的最初語境.一方面,自我主義及其與差序格局的關系需要深究,以理解"私"的內涵.差序格局是中國的基礎性社會結構,自我主義是差序格局背后的思維結構.將個人主義作為比較的類型,能夠更清楚地考察自我主義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將差序格局放置于鄉土社會基礎性秩序中進行思考,以理解"私"的限度.在傳統社會中,穩定的禮俗與熟悉關系約束著自我主義的動力邊界,但隨著傳統禮治秩序的瓦解,自我主義的動力邊界缺乏有效制約,致使基礎性社會秩序的維持成為"問題",這是"差序格局"以及《鄉土中國》所隱含的更重要的問題意識.在社會建設的語境下,討論自我主義及其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 摘要：在國家對于社會治理的空前重視以及構筑宏觀治理體系的背景下,社區治理成為一個時興而現實的議題.目前學界對于社區研究,尤其是社區建設的研究,呈現出“從社區建設到社區治理,從宏觀探討到微觀關懷”的總體趨勢,而對于社區意識的研究恰好就體現了這一趨勢的吁求,因為其旨趣在于探討社區主體,尤其是作為社區主人的居民在社區情感認同、社區參與狀況、社區滿意度、社區信任與奉獻以及是否關注社區發展這些較為微觀的方面的情形.依據上述關于社區意識的內容限定,通過實地考察,系統呈現社區意識在中國基層城市社區的真實存在樣態,進而分析這一樣態背后的社會成因,由此透視居民的“內心世界”.以社區治理的理論屬性和運行機制為前提,將社區意識與社區治理結合起來,探索其在社區治理中的意義或者潛在價值,就使得對于社區意識的研究具有新的時代內涵.
  • 摘要：基于2010年西部社會經濟變遷調查數據,研究發現:(1)少數民族因戶籍、學歷、就業部門等因素分化為若干個亞群,而且每個亞群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境遇并不一致;(2)少數民族和漢族在就業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門隔離,高達69.7％的少數民族從事農業,而漢族農業人口的比重僅為38.7％;(3)在收入上,少數民族總體上處于劣勢,但將就業部分細分后發現,民族間的收入差距在國有部門(黨政/事業/國有企業)內部微乎其微,而在私營部門卻仍然顯著;(4)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進入上,少數民族略有優勢,而在非農部門、國有企業進入上,漢族有較大的優勢.研究結論認為,少數民族和漢族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分層主要由城鄉差異、學歷差別、部門隔離等因素所致,民族不平等(凈差異)僅僅存在于私有部門,原因是優惠政策在政府管控的國有部門仍然發生作用,但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部門力有未逮.
  • 摘要：鄉村社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發生著結構性變遷,這種變遷發生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關系等諸多領域,在速度、廣度和深度層面均呈現前所未有之勢.鄉村社會變遷具有雙重性和復雜性,即社會優化與社會弊病并生、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協調與社會失衡同在.雙重性與復雜性的特點深刻體現了鄉土社會傳統記憶力量的時代沉浮.社會互構論認為,正是通過社會記憶,鄉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呈現一個連續推進的過程.了解社會記憶對于重新認識當前的鄉土社會具有深刻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 摘要：以往的邊區土地開發研究側重于描述土地開發事件和土地開發過程,忽視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差別和理論概括.本文從治理的角度出發,以前人對治理的理想類型分析為基礎,將清代中期、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的土地開發分別概括為統治型開發、管理型開發、治理型開發,并闡述了這三個時期土地開發的特點與社會影響.健康有序的土地開發不僅要防止與民爭利的現象發生,而且要從制度層面上保障民眾的利益需求.
  • 摘要：鄭杭生先生一直重視作為社會學學科基礎構成部分的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在組織撰寫《中國社會思想史新編》一書的過程中,他應用社會運行理論的知識視角,來詮釋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有關治亂盛衰的內容,通過意義的發現、闡明、轉換,使有關治亂盛衰的內容有機鑲嵌在社會運行的理論框架中.這樣,社會運行理論成為社會思想史的知識框架與理論范式,而中國社會思想史成為社會運行理論的實在內容,通過綜合考量某個社會精英或學術流派的思想學說和行動主張,邏輯呈現他們如何以社會運行與社會秩序為中心,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回應社會問題,進而展開去亂求治的理性思考,從而使社會運行論與傳統社會思想達到互構共契.鄭杭生先生的這種努力把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境界.
  • 摘要：民間組織何以生存和發展是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過程中亟待探討的重要問題.以“青護園”介入特殊未成年人幫扶為例,通過對其機會結構、共意建構、資源動員和空間生產的描述和解讀,嘗試回答民間組織何以可能的問題.研究發現,民間組織要獲得生存和發展,其服務領域要盡量接近社會發展的主流價值觀念;要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與政府組織和市場組織進行合作;要積極開展自身公益意義和自愿意義的共意建構;要通過提高自身公信力來動員資源;要創新資源動員策略和技術,針對目標人群和組織積極開展資源動員.
  • 摘要：自改革開放恢復重建以來的社會學必須跳出西方社會學傳統,立足中國實際,為我國社會建設與發展服務.這無疑便是鄭杭生先生多年來積極倡導的社會學“理論自覺”和“建設性反思”之路.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社會互構論等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創造,是對現代性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滄桑巨變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的積極回應.先生的思想是社會的,也是時代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作為個體的生命可以泯滅,只有思想不會輕易死去,而且正是這思想形成人的偉大和全部尊嚴,成就著人的無限與永恒,甚至囊括整個世界.
  • 摘要：恩師鄭杭生先生致力于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的哲學思考、實證研究和方法論倡導及推廣,對推動中國社會學創新發展、對推動中國整個學術界創新發展,乃至對推動世界社會學的創新發展做出了難以估量的重大貢獻;在踐行自己創立的“頂天立地”學術研究道路的同時,為學術界找到了“理論自覺”的現實基礎,從而使社會學的“理論自覺”由抽象的思辨具體化為可操作的研究路徑.基于實地調研的思考,恩師對臨安市新型城鎮化實踐予以充分的肯定與鼓勵,并針對存在的問題給予建設性指導,成為該市新型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成為恩師實踐“草根精神”的范例.恩師不顧高齡,仍然堅持親臨實踐第一線,仍然帶領團隊成員堅持全天候的實地調研,其嚴謹的學風和身先士卒的研究努力,既是恩師自己學術團隊的寶貴財富,也為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者,乃至為當代中國所有研究者樹立起了典范.
  • 摘要：在西方學者的視野里,中國傳統法律體系通常表現為“傳統的”、“落后的”與“停滯的”,甚至多數東方學者亦已習慣在西方建構下的東方知識體系下進行思維活動,這讓中國“傳統”法律體系長期以來被視為西方“進步”的形式理性法律之對應物.中國統治階級心中理想的社會圖像,是一個強調義務的、無訟的社會,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之中,命盜(重案)由官府審斷,戶婚田土(細事)則由民間社會自行調解.此種糾紛解決的方式與西方對抗性的訴訟制度截然不同.由于中國并未萌發西方的“權利”意識,藉由懲罰侵犯者來保護受侵害者之“權利”構成一種義務觀社會下獨特的權利行使方式.這種權利保護方式體現在中國傳統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構成了當時最進步的知識保護之法律規范.只是中國傳統法律的“進步性”在西方知識霸權下銷聲匿跡.
  • 摘要：治理理論的適用性、本土化與國際化問題成為學界重點關注的理論問題.立足國內外治理理論研究的新進展,本研究評述了國內治理理論研究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多個“中層”命題,如: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的關系是探討治理理論適用性的突破口;重在比較中西在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關系上“特殊情況下”的異同;治理理論本土化存在國家責任、主體人格以及話語體系三個方面的難題;地方經驗在問題提出、理論提升以及學術爭鳴中具有特殊意義等等.希望以此抓住治理理論在中國的特殊語境,彰顯治理理論研究的“理論自覺”,推進治理理論研究的本土化,為構建“本土特質·國際影響”的治理理論貢獻些許力量.
  • 摘要：求異法是呈現和解釋社會現象內部異質性的一種定性研究方法.求異法以后現代主義理論為起點,力求呈現社會現象內部的差異性,并將被研究者的主體建構作為差異性的來源,強調對被研究者主體建構的意義的理解.求異法的這些特征要求研究者呈現不同被研究者對同一現象的差異化理解,并把主訴的充滿異質性的經驗材料類型化和理論化,以期對現象進行充分的解釋性理解.
  • 摘要：人力資本理論與社會網分析是研究收入獲得的兩種重要理論視角,但很少有研究關注到二者在收入獲得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本文通過分析CGSS2008年調查數據發現,與采用市場方式求職的群體相比,動用強關系求職對勞動力市場的人職匹配具有消極影響,進而抑制了該群體的教育收益率;而弱關系的相關影響卻不明顯.也就是說,社會關系能夠通過影響人力資本回報來間接作用于收入獲得,而且在中國特殊的關系主義文化中,社會關系的廣泛使用通常不利于勞動力市場中的人職匹配,并降低了人力資本回報.
  • 摘要：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小農在市場沖擊下面臨著生產、生活以及交往的多重社會化壓力,中國小農的行為選擇以及面貌特征對西方經典小農理論的預設提出了重要挑戰.形式主義假設小農是精于算計的利潤追求者,實體主義假設小農是迫于生存壓力的維持生計者,馬克思主義假設小農是宗法體系和階級結構中被剝削的耕作者,黃宗智認為改革前中國小農是以上三種面貌的統一.但上述經典理論討論的對象都是被生存之憂困擾的、缺乏現代性要素的傳統小農的“理想類型”.轉型過程中,中國小農主要的問題并非生存之憂,而是發展之困.文章從經驗事實出發檢視了西方小農理論的困境,在對既有理論范式反思基礎上,提出建構一種扎根于中國地方性知識和具體歷史情境的“本土性視角”,進而為中國小農的發展變遷提供更具解釋力的分析框架.
  • 摘要：文章利用2005年小普查數據以及地區社會經濟統計資料分析了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收入分配狀況對居民自評健康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對自評健康具有很強的正效應,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個體的自評健康狀況越好.(2)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狀況也與其居民的健康存在重要的相關關系.當控制了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個體自評健康仍具有獨立的促進效應,而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對個體自評健康的效應不再顯著.(3)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對自評健康的效應強度因地區社會經濟狀況而異.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縮小該地區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健康不平等,而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則會進一步拉大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健康差異.
  • 摘要：涉訴信訪的四種基本類型是謀利型上訪、維權型上訪、無理型上訪和說理型上訪.當事人采取的涉訴信訪策略包括越級訪、倒逼策略、鬧訪和纏訪等等.法院治理涉訴信訪的策略有:做思想工作、發放司法救助金、包案責任制、源頭治理等等.信訪嵌入審判結構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賦予當事人進入維穩系統進行博弈的權利;另一方面,成為訴訟程序無限延伸的制度通道.由此,基層法院出現“息訴”和“歇訪”的辯證律,即所采取的一系列“息訪”手段都只能起到暫時的“歇訪”作用,而不能徹底化解矛盾.
  • 摘要：我國耕地流轉實踐至今已有近30年的歷史,在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時也存在很多復雜問題.這些問題既涉及法律設置、糧食安全、配套政策、社會保障等多個方面,又折射出制度實踐者的一些主觀誤讀和實踐盲區.主觀誤讀主要包括:將耕地流轉制度當成是一項必須全面推行的土地政策;認為農民的土地觀念太過保守,阻礙了耕地流轉的推行;認為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大干預力度.實踐盲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忽略了農民群體內部的分化和差異;二是忽視了農民的主體性立場和利益.基于這一現實,在耕地流轉制度的實踐與推行過程中,必須明確幾個整體性的、具有方向指導性的核心準則,即“兩個保護、兩個適度”準則.具體來講就是:保護農民利益準則、保護耕地準則、適度干預準則以及適度市場化準則.
  • 摘要：事業單位是中國社會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它構成國家基層治理的重要環節。對M學院中層干部競聘上崗實踐的分析表明，當前事業單位的現實運行中有著穩定的制度安排和行為機制。國家賦予事業單位自主權，由其進行自我管理，同時把堅持黨的領導作為一項基本制度，又在事業單位中建立起比較穩定的基層民主制度。事業單位中形成了上下分際的權力結構和行為方式，領導和群眾之間呈現出合作與互動的復雜關系。這些共同塑造了事業單位的內部秩序，形成了國家基層治理的制度邏輯。對國家治理的深入研究應重視對單位組織進行持續關注。%The public danwei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organization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a vital tool of nation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a thorough case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competition for the middle-level cadre posts in M college,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som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action mechanisms in the operation of institutions in public danwei. Firstly, a certain limit?ed degree of autonomy is granted for public danwei to manage daily routines by its own. Secondly, it must work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Meanwhile, a stable foundational democratic system is operating simul?taneously. Hence, a vertical boundary structure emerges, leading to a complex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leadership and the masses. In a word, all of these four factors work together and form the internal authority structure in the public danwei, and thus contribute to shape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nation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nvestigate the danwei sys?tem if we wish to shed more light o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national governance.
  • 摘要：The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pollu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world systems,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societal factors influence PM 2.5 using data from 114 countries. The overall findings support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level of PM 2.5 substantially decreas?es with the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More specif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PM 2.5 takes an inverted U-shaped for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ll contribute to the decline of PM2.5. The findings also contradict the claim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linear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author also finds evidence for the 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 risk worldwide and world systems theory is partially supported.%大氣細顆粒物污染（PM2.5）已經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環境問題之一。本文試圖通過政治經濟學、生態現代化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等分析框架，在世界范圍內解釋細顆粒物污染現象的影響機制。對114個國家的分析結果表明，生態現代化理論對細顆粒物污染的解釋得到較好的支持，PM2.5問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得到有效治理，其中城市化水平和PM2.5質量濃度呈倒U型曲線關系，國家科技水平和政府環境治理程度的提高都會顯著降低PM2.5質量濃度。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的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線性負面影響沒有得到支持。研究還發現對細顆粒物濃度的環境風險轉移確實在世界范圍內存在，世界體系理論得到部分支持。
  • 摘要：社會科學本土化作為一種在全球范圍內都屢屢提及的學術主張，在諸多方面構成了與主流科學觀的沖突，從而成為一個聚訟紛紜的論題?？家陨鐣茖W史，可以發現在19世紀現代社會科學形成之初，西方社會科學內部以“歷史主義”為標志的學術運動就觸及了類似的命題。在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和哲學諸領域，各種歷史主義思潮從不同的角度都發起了對普遍主義社會科學觀的批判，大致可以分為經濟學歷史主義和人文科學歷史主義兩條理論進路?！皻v史主義”思潮所蘊含的知識論邏輯，可以對當下語境中討論社會科學本土化問題提供重要借鑒。%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is an popular issue in the whole world, which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mainstream viewpoint on science, and faces serious dispute.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simi?lar scientific argument (method dispute on historism)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n historism, in order to disclosing the core logic of such an opinion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argument about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 摘要：No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has led to differentiation of personal eco?nomic status. It has resulted in cracke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for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is paper, using the data from CGSS2005, continues the discussion of the“Easterlin paradox”in Chinese situation, analyzes happi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happiness is an inverted U-shaped association. It means that the paths of achieving happiness are not the same for various income groups. For lower income groups, poverty , which stems from the lack of material resources, makes people unhappy. However, psychological superiority based on relative income can repair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By contras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 high?er income groups has changed into other non-material aspects, instead of survival and economic ne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y giving individuals emotional support, social contact as well as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happiness of the rich.%中國經濟的非均衡發展促使個體的經濟地位出現分化，并導致不同收入群體產生“斷裂”的心理體驗?；诖?，本研究延續“伊斯特林悖論”的討論，運用200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分析中國情景下不同收入群體的幸福感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結果表明，收入與個體幸福感呈現倒U型關系，這意味著不同收入群體的幸福獲得模式存在明顯差異。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資源匱乏產生的貧困狀態誘發他們的不幸感，然而，由相對收入形成的“優越”心理卻能起到“補償性”的修復功能。對比之下，高收入群體對幸福的追求擺脫了“生存—經濟”的滿足訴求，逐步轉向其他非物質層面，社區參與通過給予個體情感支持、社會聯系以及責任義務，成為高收入群體幸福獲得的重要來源。
  • 摘要：晚清、民國時期，民間教門迅猛發展，同時期成長起來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社區研究卻對此鮮有關注，這一反差背后的原因值得學界思考。許烺光在西鎮的研究為破解這一謎題提供了一個良機。根據田野回訪和在當地發現的鸞書，他在西鎮未能深入考察的圣諭壇其實是一個有著獨特源流的民間教門組織，是宗族之外的重要社區力量。田野工作中的不足為他后來關于中國社會組織形態與變遷的理論失誤埋下了伏筆。這一案例提醒我們，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需要修正以往局限于宗族組織和社區自身的視角，更加重視跨社區傳播的民間教門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ness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olk sects. Another notable thing at the same time was the initia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One may expect that both disciplines accumulated tremendous amount of information of folk sects by their fieldwork studies, but things turned into their opposite. The scarcity of relevant data serves as background of this study which focuses on the Sacred Creed Cult in the West Town where Francis L.K. Hsu did fieldwork for his distinguished ethnography“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Based on recently discovered spirit-writing books and fieldwork in West Tow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acred Creed Cul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religious organization of this town in 1940s and mostly independent from lineages which Hsu used to summarize social life of this town and Chinese society. This misunderstanding may part?ly explain his subsequent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about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 relevant inspiration of this case for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is that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folk sects which spread across communitie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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